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学大师的信用一旦出问题，受众反应就会很强烈，因为受众对国学的信任，尽管不完全，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对讲解国学的学者、专家和大师的信任联系在一起的。

[14] 依照洛克范式的标准叙述，知识财产是一种由法律所保护的，对于劳动所创造的知识价值的支配权（dominium）。1、法律部门重构：从神圣所有权到神圣知识产权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立法运动，主要借鉴经由台湾地区中介的德日法系得以建构，它同时配合于中国工业化与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展开。

参见[美]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89、152、190-217页。[26] 有关专利海盗，参见Jeremiah Chan and Mathew Fawcett, Footsteps of the Patent Tro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Bulletin ,vol.10,pp.1-10（2005）.麦沃尔德不同意对其专利海盗的指责，参见Nathan Myhrvold, The Big Idea:Funding Eureka!, Havard Business Review ,vol.3,pp.40-50（2010）. [27] 参见[英]哈耶克：《个人主义与自由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7页。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与信息的价值不再依据创造性主体的智力贡献进行衡量，而是根据社会系统的功能化运作结果以及不同系统间结构耦合的具体状况而定，知识经历了从智识到信息再到沟通的蜕变，彻底摆脱了私人/行会式的控制，实现了运作上的闭合，从而进入法律系统自主连续运作的轨道。有关现代专利法的演变，参见Nuno Pires de Carvalho, Patently Outdated:Patents in the Post-industrial Economy,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vol.34, pp.91-103（2012）. [12] 对知识产权洛克范式的深入分析，参见Seana Valentine Shiffrin, Lockean Arguments for Priv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Stephon R.Munzer, ed., New Essays in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f Proper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38-158（2001）. [13] 地方共同体的共有知识，如某药物配方，原属社区共享，而一旦某权利人通过知识产权加以占有，它就由共享知识变为私有知识。1979年美国贸易法重新修订，允许私人部门采取明显和公开的步骤来强制执行现存的国际贸易协定，这显著扩大了私人部门参与贸易政策的范围，参见[美]苏珊·塞尔：《私权、公法——知识产权的全球化》，董刚、周超译，王传丽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80页。

[28]在这里，哈耶克完全否定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实际上，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即是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拉丁文possessio（占有）一词来源于potis sedeo，本义是坐在某物上，在罗马法中表示某一主体对某物的实际占据状态（res facti），它使该主体有充分的可能对物加以处置，参见《学说汇纂》，D.41，2，Ipr.，保罗语，[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物与物权》，范怀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51] 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正发展出一种控制论资本主义（cybernetic capitalism），参见[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265页。

由TRIPS保障的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由WTO构建的自由贸易体系，借助全球产业转移与外包运动，共同铸造了有利于美国跨国企业全球扩张的制度基础。发明从私人事业变成公共事业，天才式灵感被形式理性化的登记审查程序与官僚管理系统所取代，变成一整套有关新旧知识/信息的控制、储存、发送、交易与循环的流程。行动的焦点不再是积累战略的资本，也不再是霸权战略的意识形态，而变成了信息战略的法律代码。关贸总协定（GATT）是有关货物贸易的互惠模式，而要将无形的知识/信息纳入全球贸易体系，进而形成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就必须对这一传统模式做出革命性调整。

更为重要的，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了等级性的上下位关系，无体物并不被作为实际的物体对待，而只不过是主体表达（performance）的一种衍生物。[9]（P.124）在这种结构下，南方国家缺乏实际的法律政策选择与议题设置能力，听任摆布，而发达国家通过设置各种国际标准，对全球贸易结构进行隐蔽性重组，从而形成国际标准沃尔玛化的态势，而TRIPs协议正是WTO总交易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转瞬即逝性构成信息时代差异的创新，使其区别于传统时代需要的体系以及现代时期趣味的追逐。郑成思先生也曾指出，中国人的作品（包括文章、音乐、美术等），著作权主要在创作者个人手中。通过这样一些法律区分技术，为知识的增殖、流通与交易提供了更为精致化的控制技术和运作空间。通过这个编码过程，知识就被转化为一种围绕于资本主义逻辑而不断展开的法律-财产形式。

在1995和2011年间，全世界的专利申请量从105万上升至214万，商标申请量从200万上升至420万，外观设计申请量则从约24.5万上升至77.5万。作为双重规范性期望的制度建构（作为知识产权和作为法律都是一种反事实性的规范性构造），这种双重规范性期望的张力，赋予知识产权虚拟操作的特殊能力，正是通过这种虚拟操作无限增殖、自我指涉的方式，满足了信息资本主义条件下信息生产与消费急剧扩张的需求。在当代中国，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既不能保护所有权利，也不能不保护任何权利。[23] 科尼什（W.R.Cornish）将这些传统知识产权之外的新型知识财产，统称为特殊权利（sui generis），这些特殊权利是全球知识财产化的关键方式。

为了解决知识产权的这一控制难题，从18世纪开始，启蒙意义的创造性劳动概念承担了这一功能，它突破了无实体者则非财产之对象这一传统法谚的束缚。关键词： 知识产权全球化。

[56] 1983年，中央一级的商标注册体制成立，商品、服务的品牌不再由地区和部门指定，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经济开始发挥作用。二、从原子到比特：互联网革命与当代知识产权 （一）互联网革命对法律世界的冲击 划时代伟大发明都曾引发法律世界的革命。

[45]信息的本质已经超出正确/错误的维度。[⑤] 例如美国法院在1987年一个案例中将计算机程序确定为表达，在5年后另一则案例中却将其界定为思想。[33]这种知识/权力机制不再建立于分散的印刷著作权与机器专利的基础上，而是通过跨国巨头的知识产权战略组合与战略储备池的方式展开。但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这种自然主义的时空概念已经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它开始被一种功能主义的时空概念所替代。[33] 过去几年中，Rockstar集团（包括苹果、微软、移动研究和索尼）以45亿美元收购北电网络的6000项专利组合。它通过可预测的未来殖民化——如未来市场——将贝克尔的风险社会的部分风险稳定化。

因为，表达（representation）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高度抽象的，这似乎同时满足了具体性和抽象性这组矛盾要求。在当代，知识产权的过度膨胀已成为不争事实。

但弱化国内的知识产权标准，也可能阻碍国内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也可能阻碍跨国贸易的深化。摘要：全球知识、经济与法律正形成相互催化、共同演进的多维度大循环，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愈益凸显。

但是，伴随生产与交易的全面信息化和数字化过程，客体与主体共同进入一个网络化结构之中，知识产权法律系统则承担起这种类主体与类客体的分类整理、授权、传递、沟通的网络创建工作，通过知识产权这一形的编织者（weavers of morphisms），构建起产学综合体（university--industrial complex），这促成了大量的创新发明，使一大批‘混血儿（hybrids）、类客体得以创生，也使得把这些类客体和类主体联系起来的网络得以在空间上日渐延伸及于全球每一个角落。财产无形化有进一步演变为财产封建化之势，一切物质与非物质形态，包括知识、信息、人身、数据在内的资源正相继成为经济稀缺性的建构对象。

[3]（P.143） 2.现代知识产权的诞生 大致从1850年代开始，知识产权不再是有关作者/发明家具体成果（subject specific）的回应性（reactive）框架，法律组织的方法改变了，知识产权的发展动力从神圣的主体转向了封闭的系统。以辉瑞公司、IBM公司为首的游说团体，在乌拉圭回合开始前，就试图将贸易机制与投资机制捆绑到一起，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地有关消除投资限制的条件。从19世纪开始，这一范式越来越无法解释现代知识财产的生成逻辑：实际上，知识产权法律系统的运作本身也正是知识产权客体对象的创造过程，无论是知识主体抑或知识客体，必须都通过知识产权法律系统的具体运作获得定位。[52]当代法律不再是韦伯自动售货机意义的机械框框，而成为海德格尔所谓的常设储备（standing reserve），[53]成为符号化、索引性的储备与框架，镶嵌在全球化的信息与沟通结构之中。

因为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创作是对自然与上帝的模仿，在近代启蒙主义出现之前，知识创作只有放置在传统的智识链条中才有意义。因此，知识的稀缺性并不出自知识的有限性（知识并不因为使用而耗尽）。

我们必须洞察到法律秩序演变的内在趋势，集合国家力量与精英群体引导国家法律战略视野的转变，尤其要在知识产权领域积极介入全球议题设定与法律规则的制定，这甚至要比科学技术的单向发展更为紧迫和重要。18-20世纪，我们见证了围绕工业主义与物质资本大生产带来的财富爆炸，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律世界的深刻革命。

18世纪之后，审美个人主义的兴起改变了这一点，在这一历史转变中，天才作者/英雄发明家成为古典知识产权的中心概念，作为个体的创作者（individual-as-creator）成为知识产权的核心范畴。沿袭自罗马法的大陆法系历来以物作为核心法律范畴，并在有体物基础上围绕物权和债权制度建立起神圣的物法体系。

与传统的所有权神圣原则不同，作为权利束的知识产权尤其需要针对其特权性质做出社会契约层面的承诺，在著作权保护期限、专利强制许可、商标诚实信用原则等层面向公共利益做出妥协。全球信息寡头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在新型的法律平台上，在超国家层面重构并主导了知识/信息的生产与分配。特别是，当代著作权已完成从传统印刷作品到模拟作品、电子作品再到当代数字作品与网络作品的转变，专利权客体也实现从古典时期的发明机器到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再到商业方法、动植物新品种、基因生物技术的持续演进，互联网域名则成为商标权新一轮大幅扩张的对象。由此，TPP协定中的知识产权内容将可能得到扩大适用，这将对双边、诸边、多边知识产权规则带来重大影响。

但无论是创作者表达，还是思想/表达二分法，归根结底都是笛卡尔启蒙主体论与黑格尔主体意志论的范式产物。[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398页。

强化对国外知识产权的标准认定，就可能赋予跨国企业超高利润垄断。结构主义和先验主义的法律思维约束了法律运作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在这点上，美国法律的功能主义与实用主义特征显然更适应于当代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

[54]通过法律实现的美国霸权更为隐蔽而深刻，以商业方法专利为例，目前已形成商业方法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化的连续强化趋势，美国的知识产权霸权通过抽象的法律标准得以推广和实现。法律系统在实证化的过程中，按照司法判例、立法、契约等纲要形式产生分化，进而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等形成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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